出花园
  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传统的乞巧节。又称七夕。神话传说中有牛郎织女这一天鹊桥相会的故事,因此又有人把这一天称为中国的情人节。
  
  在广东潮阳的关埠一带,这一天是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另有一番风俗。因为这一天是年届十五岁的男女青年的成人节,俗称“出花园”。另外,这一天又是一年一度的“女儿节”。所有出嫁的女儿,只要父母健在,都要回家探望父母。关于“女儿节”,另有许多趣事,我想另文叙述。这里单说“出花园”的风俗趣事。
  
  “出花园”对于年届十五岁的男女青年来说,是他们人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天,他们将最后一次拜别从出生满月起一直保佑他们健康成长的“婆母”。如果他或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那么从这一天起,这个家庭也就不再供奉“婆母”的香炉了。
  
  解放后曾有一段时间,“出花园”拜“婆母”的风俗被视为封建迷信活动加以禁止。荣伯是村里的积极分子,自然是不能参与封建迷信活动的。但偏偏那一年他的儿子汉波“出花园”。他想让儿子拜“婆母”,又怕被人知道了影响形象,此事着实让他感到为难。老两口经过商量,决定来个两全之策,让儿子在天亮前稍稍地拜过“婆母”。这样,既让儿子出了“花园”,自己又不失身份。
  
  七月间,大暑天,乡间屋窄房小,村里的男人和孩子都到晒谷埕上睡觉去了。半夜刚过,荣伯便蹑手蹑脚地来到埕头叫儿子。好在昨晚知道儿子汉波就睡在靠溪边的地方,因而他很快就来到儿子的身旁,轻轻地掀起汉波为防蚊咬而蒙起来的被单,在儿子的耳边小声地叫道:“汉波,汉波,快快回家关门拜婆母。”孩子白天贪玩,晚上睡得很死,父亲叫了多句,他还没醒过来。做父亲的越叫心越急,嗓门也越叫越高。汉波还未叫醒,倒把与汉波同睡一张草席的族侄白弟弄醒了。白弟倒也识趣,也不声张,佯装睡着。荣伯继续用力去摇汉波。汉波倒是被醒了,却大声地说:“烦死了!要撵我干什么?”荣伯急忙捂住他的嘴,小声地说:“勿嚷,勿嚷!静静回家关门拜婆母。”汉波一嚷,把许多人都给吵醒了。荣伯再捂,动作已慢了半拍。大家不知汉波嚷什么,倒是把荣伯的话听清楚了。从此,“汉波,回家关门拜婆母。”成了村里家喻户晓的一件趣事。
  
  “出花园”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是能穿上了新衣服。因为家贫,“出花园”前,我一直是穿着两位兄长退下来的、补了又补的旧衣服长大的。1963年,我十五岁了,终于有了穿新衣服的机会了。母亲也从年初就开始筹备,卖猪后,第一件事便是为我买来一块灰色的卡琪布。二哥说他的师母会裁缝,去请她缝制工钱会便宜一些。于是便由二哥把布料拿去给师母裁剪。俗话说,量体裁衣。而我的新衣是在我没到场的情况下裁剪的。二哥对师母说,弟弟现在虽小,但今后会长高,必须制作得长一点,宽一点。就因为这两个“一点”,衣服缝制完成后,七月初七拿出来穿时,衣袖和裤腿都卷了三大圈。基本应该算是“裹”而不是“穿”着。拜过“婆母”,就脱下收起,等长大后再穿了。“出花园”穿新衣,内衣也是衣。因此,我“出花园”实际上是穿了一套新的“浴布内衣”。这是母亲用八角钱买了一条潮汕农民最常用的、又粗又疏、红白相间的水布,自己动手剪为两截,缝制成一件无袖上衣和一条短裤,让我“出花园”这天穿着。“出花园”能穿上这套新衣,已经心满意足了。更何况大暑天,穿着也是极凉爽舒服的。因此,尽管家贫不摆宴,我还是欢欢喜喜地和村里的同龄孩子一样“出花园”。“出花园”第一次穿新衣的事,我终生难忘。
  
  “出花园”的青年,不但可以穿新衣服,不必干活,更重要的是,这一天他们还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仪式,叫“咬鸡头”。这是他们出生以来第一次独自吃一只完整的公鸡,包括鸡头和鸡脚。因为鸡在独立时,不着地的脚是经常颤抖的,因此大人们说未“出花园”的孩子是不能吃鸡脚的。吃了手便会颤抖,不会写毛笔字。
  
  被用来“咬鸡头”的公鸡是不能阉过的。通常情况下,公鸡是舅父家送来的。舅父家同时还要送来一双上了油漆的红屐。其他至亲好友也都会在节前送礼致贺,最普遍的是送来一只自家养的鸭子,也有送四个贴上红纸的鸡蛋的。还有人会送给女孩子一块花布。
  
  礼尚往来,乃人之常情。因此,凡当年有孩子“出花园”的家庭,从年初起就要养一大群鸭,以备孩子“出花园”时宴客或回礼之用。对于前来送礼者,除了摆酒宴请外,照例还要送一只或半只熟鸭,以及部分粿品作为回礼。
  
  交际广或大户人家收礼多,宴客也多。这种乡间的风俗,在突出政治的年代,有时也会被贴上政治的标签来加以批判。京北乡干部阿油兄朋友多,交际广。加上当干部的特殊身份,村民或受他帮助的,或有求于他的,在他儿子“出花园”的时候,都来送礼。刚好赶上“小四清”,于是他就成了工作团用来批判的活典型。说他借儿子“出花园”之机,接受送礼,共收鸭46只,布15块,鸡蛋一大筐。他为此在大会小会检讨多次,还不过关。他感到十分委屈,说这人情账,怎么算得清呢?
  
  对于孩子“出花园”,许多父母不但视为责任,更视为一种荣耀。如果有谁不让他办,那会惹出麻烦来的。1966年初,正是政治渐入狂热的时候。我当时虽是个初中生,却已“头壳可温酒”了。我把邻近的几位小学生组织起来,成立读报小组,让他们每天轮流拿着广播筒到屋顶读报。当时的报纸上有大量“破四旧,立四新”的内容,其中有的甚至具体讲到要破除旧风俗,禁止诸如“出花园”之类的活动了。
  
  有一天,读报小组中的乌弟忽然不来读报了。我得知后就去乌弟家了解原因,碰到他的父亲淑庭伯。他平时一直待我很好的,这次却怒容满面。冲着我说,“今后不准再叫我家乌弟去读报!”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自己‘出花园’了,可以说大话了。轮到我家乌弟今年‘出花园’,就说要禁止?你爱宣传就自己去宣传,我家乌弟还要‘出花园’。”乌弟不来了,其他家长也对这种宣传很反感,纷纷责骂孩子。迫于家庭压力,读报组的广播筒从此再也不响了。
  
  过后,不管上面如何宣传,外面怎么样折腾,乡间七月初七“出花园”的风俗依旧。
  
  过去,“出花园”后的男子就算“成丁”了,女子也可谈婚论嫁了。虽然也有个别“抱仔‘出花园’”的现象,但对于乡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出花园”是条必须遵守的底线。
  
  改革开放开放后,我已不在农村了,听说“出花园”的风俗还在继续。“婆母”还要拜,“鸡头”照样咬,但规模和形式随着形势的发展稍有变化。比如,不穿红屐而穿运动鞋了;送礼的不送活鸭而送红包了。七月初七,这里乡间依然很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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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潮南》 08年12月(总第68期)
作 者: 曹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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