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海丝之路”的重要门户


    汕头因港而兴,因贸而盛,拥有良好的区位和丰富的华侨资源优势,是沿海25个国家级主要港口之一、华南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也是广东省率先实现对台海上直航的港口,目前已与世界57个国家和地区268个港口有长期贸易往来。汕头港口贸易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和重要节点。
    随着国家批复在汕头设立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把汕头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的重大举措,《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实施,汕头港等15个沿海城市港口建设被列入“一带一路”顶层设计规划,汕头港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如何主动承接国家这一战略布局,笔者认为,应当从历史了解起。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海上丝绸之路大约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由“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大干线组成。东海航线从北方的天津、大连出发,沿朝鲜半岛航行至日本,或由明州(今宁波)起航,横渡东海至日本。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经由泉州、福州、汕头、广州、湛江等港口,把中国的丝绸、香料、陶瓷、茶叶等运到东南亚诸国,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南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再经红海到达非洲东海岸或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欧洲和阿拉伯商人则通过此路将玻璃、象牙、香料等带到中国进行贸易往来。
    汕头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南线始发港泉州与广州之间的重要节点,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海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对外贸易向来活跃。据史料记载,郑和七下西洋,曾五次途径南澳。
    潮汕古代海上商贸兴旺
    唐宋以前,潮汕地区就有海上通航贸易的记载。《隋书·陈棱传》中载: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今日本列岛)。流求人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可见当时潮汕地区已有进行海上贸易的港口。《宋史·外国传·三佛齐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是年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这是有关古代潮汕地区的最早的文献记载。
    自北宋后,潮汕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人文日渐郁盛,宋丞相陈尧佐有诗:“海滨邹鲁是潮阳”。潮汕地区海上贸易兴旺遂成自然趋势,见于古籍的记录日渐增多。
    潮汕地区商贸主要通过通过港口来完成,由于土地肥沃,商品种类繁多丰富,出口物资主要有瓷器、紬绢、棉布、棉毯等手工业产品以及糖、米、烟丝、菜籽、生柑、麻皮、蓝靛、薯粉等农副产品,还有内地转运出口的药材、兽皮、松香。进口物资有酒、象牙、犀角、香料、金玉器、丝织品、稻米、棉花、黄白藤条、木材等。
    出口外销主要有陶瓷产品。当时,潮州的陶瓷工业已经相当发达,潮州笔架山百窑村生产的大量陶瓷产品用小船经过韩江运抵澄海凤岭港集中,然后用大船或者远洋船运往上海、广州以及东南亚等地销售。
    潮汕地区盛产蔗糖,在嘉庆《澄海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述:“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潮阳县志》载乾隆年间任潮阳县令的李文藻诗:“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西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
    稻米运输在贸易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樟林港的兴盛就与稻米相关。康熙六十一年(1772年),由于东南沿海“产米不敷食用”,加上奸商囤积居奇,各地不断发生饥民抢米风潮,清政府决定从暹罗(泰国)进口30万石大米给粤、闽、浙三省。首批大米和稻种即由樟林港进口。在清代的奏折中,就有从樟林港进口大米以应东南各省赈灾平粜之用的记载。自康熙六十一年起,清政府开始公开奖励贩运暹罗大米,樟林港趁势而兴。嘉庆《澄海县志》中记载樟林埠“贾客海师,往来如梭,闽商浙客,巨帆高桅如蚁集”,“城南城西,街港交接,云烟相连,北货番货,土产特产,汇集于此交流,名噪沿海”。
    嘉庆《澄海县志》中又载“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卒操□赢与贩他省,上溯津门,下通台厦,象犀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悉由澄分达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为海隅一大都会。”清朝粤海关在澄海设的樟林口、东陇口、南洋口、卡路口、南关口5处税口,每年征税额一万一千六百两有余,广东当时全省征税额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两,澄海以其弹丸之地,税额却占全省四分之一,可见当时贸易的繁荣。在19世纪中叶英国出版的地图册上,就标有樟林的名字,由此可见樟林港的重要地位。
    汕头港曾盛极一时
    汕头港位于韩江西溪分汊梅溪河出海口东侧,前临牛田洋,北通榕江,西对练水。原称“沙汕头”,简称“汕头”。嘉庆《澄海县志》里描述:“沙汕头口,地临大海,风涛荡涤”,“有淤泥浮出,作沙汕数道,前有海澳,由放鸡山而入”。在明中叶,这块新浮露的沙汕上,已有渔船聚集。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设沙汕头汛于此,建炮台一座,遂为军港。清雍正潮阳县令蓝鼎元在《潮州海防记》中说“潮属港澳虽多,商艘往来,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汕头港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在商业港口上很快取替樟林港。1858年,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指出,汕头是五口通商之后“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1860年,根据《天津条约》规定,汕头被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称“汕头埠”。“从此举凡潮州出入口贸易者皆以汕头为吐纳,汕头与新加坡、暹罗、印尼苏门答腊各地商贸日繁,贸易额也与次激增”。
    在上世纪30年代,汕头港经济曾盛极一时。据《潮海关史料汇编》和饶宗颐《潮州志》记载,“1932至1937年外洋船进出汕头口岸的船舶艘次和吨位数均占全国的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广州;“汕头商业之盛居于全国的第七位”,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呈现“海渡千帆,楼船万国”的繁荣景象。
    海上商贸往来促使了潮汕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改变了潮汕地区农业经济的成分,活跃了潮汕地区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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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都市报”2015、6、24
作 者: 黄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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