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南海路总工会曾是日寇牢狱
    南海路一号(原招商街4号),汕头市总工会原办公大楼,抗战前已建成(1999年经改建为今新楼)。它位于外马路与南海路交界处,这里不单有个开阔街口,且交通四通八达。因外马路横贯市区东西,南海路又直达海关码头和有名升平路,近商贸繁华中心的小公园。
    富贾看准南海路头这块宝地,1937年建起有气派,具规模、上档次的三层高级客栈——大中旅社。由于建设独特,装潢时尚,设备一流,留得各方客人,生意十分兴隆。但好景不长,1939年6月汕头市失陷,大中旅社被日军霸占为宪兵司令部。抗日胜利后,被国民党辟为汕头宪兵队队部,后又改为中国农民银行汕头支行。解放后被市军管会接管。1950年汕头市总工会成立时,会址设于此,直至现在。
    日寇宪兵司令部占领南海一号大楼后,在该楼底层设囚禁“犯人”的监狱、来对付敢于起来抗日积极分子和共产党人。1942年3月隐蔽在沧陷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中共汕头市区区委机关遭敌破坏,区委书记蔡耿达、妇委马雪卿和党员及受牵连人员共18人被捕(内党员十人),被投入这牢狱。
    2003年,笔者曾走访这次被捕幸存者、80多岁老人黄继农。当黄老谈起在囚牢那种难以忍受的日子时,老人声泪俱下,痛斥日帝暴行。他说日军宪兵司令部这个牢狱是个惨无人道、鹰犬横行的人间地狱。它构筑森严,怕人挖墙逃跑,在牢房内墙钉上铁皮,牢的开阔面竖着整条整条杉木的隔离栏,牢门改为类似动物园囚禁野兽的铁笼门,矮得不得不低头屈膝爬着出去,来污辱人格。甚至有的日兵值班时,叫牢房“犯人”自己打自己,或相互扇打面部,把脸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这些鬼仔却在门外哈哈狞笑,以此来凌辱中国人。
    由于日敌疯狂捕人,牢房特别拥挤,一间不到10平方米囚室,最多时禁20多人,大家只能像叠粪箕一样,同一方向套着侧身而卧,而且大小便也在其中,加上终年不得洗澡,汗臭、屎尿臭其味难闻,这里空气污浊到令人窒息。由于牢房阴暗潮湿,蚊子到处飞,臭虫跳蚤满地爬。
    这里吃的更是猪狗不如,犯人每天只供二餐,每餐只有一块小碗口般大半寸厚无盐无菜的饭饼,实在难以果腹。水更是敌人摧残犯人的一个毒辣手段,每号囚室每天只放一小桶水,不论牢内多少人,全天候的饮用都在其中,每人只能饮上几口解渴。更残忍的有时整天不给水,犯人渴得厉害,大家咆哮起来。日敌情愿不给你一滴水,却用一桶桶的水往牢里泼,而且用竹竿往牢里捅。这种受欺凌受折磨的非人生活,进狱不用多久,就会把人煎熬得不成人样。
    由于饥饿,疾病和被毒打酷刑致死的不知多少人,尤其是政治犯更是受尽百般摧残。区委书记蔡耿达,什么电刑、火烙、皮鞭抽、灌辣椒水、老虎凳各种毒刑都受过。有一次连牙齿被打断脱落,鲜血直流。每次受刑被拖回来时,遍体鳞伤,血迹斑斑。
    日本鬼子有一招,叫“大清仓”。即把定罪“犯人”押赴原市郊区机场(现飞厦一带)活活刺死,每次清仓时,全仓“犯人”列队于门边接受点名,日值班长全副武装,身挂红绸巾,率多名宪兵,杀气腾腾的来到仓口。然后刽子手吉川悟保曹长开始点名,被叫名者被绑后推上汽车,没多久汽车回来了,他们刺刀、军服上都染上中国人民的血迹。这样没隔多久又来一次“大清仓”大屠杀!
    当时被捕的18人,被这群刽子手摧残死于监狱的,有年仅24岁的蔡耿达和他妻子马雪卿,还有党员黄名昌,革命群众王名璋、黄继梅(继农的胞兄)5人。黄老的父亲怕继农也会死于牢狱,忍痛到处借钱买通关节人物,才把黄继农救出来,但这时老黄已被折磨得不能站立,奄奄一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侵汕日军被缴械和集中管制。但在美帝庇护下,这批残害潮汕人民的战俘,只扣留下满身沾满血污的日军宪兵第六中队长松木司平、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军曹吉川悟保和黑木正司及台湾籍汉奸刘跃惶四人,送广州候留。其他人员被遣送回国。后虽只将刽子手黑木正司处死,但这是邪恶的毁灭,正义的胜利,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日军侵华历史虽过去几十年,但南海路骇人听闻的日寇牢狱却给汕头人民留下难以抹去的国殇。我们要正告日本那些右翼分子,今天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欺的。决不允许这样的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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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都市报”2015、8、22
作 者: 秦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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