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笔下的“潮人”,是现在的“潮州人”吗?


    潮学研究中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研究人的活动,即潮州人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在潮州这个地方所发生过的事。这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
    “潮州人”这个词,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被讲起,也许从隋唐时期就有了。我们都知道,苏轼给韩文公庙写碑时,已经用到“潮人”这个词。大家都知道那一句话,所谓“始潮人不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是讲潮州人原来不太懂得读书的。
    在传统时期,我们讲某人是什么人,常常是与他的地望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讲“潮人”,就是讲在传统时期,你是在潮州这个地方人籍的,你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用的是潮州这个地方的户籍。所以,在传统的观念里边,有潮州人、漳州人、泉州人等等的分类,通常都是与地望联系在一起的概念。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潮州人”这个词的。尽管“潮州”的行政区划一直有变化,但这个概念的意义就是这样。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另外一个事情。饶宗颐先生在他的《为何要建立潮州学》一文的开头部分,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使后来很多学者都有兴趣与他讨论的观点。他讲,客家研究其实是潮州学研究的一个部分。这个观点,即使只是从“潮州”行政区划范围变化的角度去讨论,也是包含了很多可以讨论的内容。
    对饶先生的这样一个“反常识”的判断,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注意到在这一个判断里边,“客家”与“潮州”变成两个既有联系,又可以拿来相互对比的东西。这或许意味着,如果把问题放到与“客家人”相对的角度上,“潮州人”或者“潮州”的内涵,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这里,多了一个叫“客家”的东西出来,而客家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是一个以籍贯作为其分类标志的概念。客家是一个带有近代学术色彩的族群概念。如果看过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自然就明白,客家作为一个族群或者一个种族概念,被制造出来,经历了很长的一系列的过程。最开始,可能是19世纪后半期关注土客大械斗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和研究者,开始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客家”概念。20世纪最初几年,温廷敬等人在《岭东日报》上发表许多文章,讨论韩江流域的地理,也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给“客族”和“土族”划界的。
    我们原来似乎都很清楚,广府人是属于广府,而潮州人是属于潮州的,这是两个带有地缘认同或者地域标志色彩的人群。到了这个时候,因为“客家人”这个不是地缘认同标志的概念的引入,也就开始把广府人和潮州人也变成了一个族群的概念,而其分类标志似乎也就变成了以语言为主。
    在罗香林先生的书中,他不用“民族”这个词,而是用“民系”的概念。但在他的讨论中,讲福佬话的人还是被称为“福佬”,而不是“潮州人”。以“潮州人”作为讲福佬话的“民系”的专称,是更晚近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一旦“民系”这个词与“潮州人”联结到一起,“潮州人”这个概念就变了。
    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自然地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潮州人”这个词了,把讲潮州话的人叫做潮人,把研究潮人的学问叫做潮学。这时候,区域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这样一来,我们讲区域社会史时,“区域”这个词之所指,已经变成一个不一定跟地理边界对应的概念。
    饶宗颐先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就是他提醒我们,其实很多客家人就是住在历史上叫做“潮州”的这个地方的。只要看回清代前期以前的情况,包括仔细读一下《乾隆嘉应州志》,读一下《嘉应州志》引用的明代那些文人的诗文,就会明白饶先生的提醒可能包含了很深的意义。这些人可能是现在讲客家话的人群的祖先,但当时他们写的诗,还是在讲自己作为潮州人的感受。他们那时没有族群或“民系”这样的概念。因为可能有语言不同而产生的分类的意识,但是族群的观念是没有的。
    到了近代之后,我们在讲潮州人的时候,潮州这个区域的概念又有了变化,已经不限于客家人跟潮州人的关系问题了。潮州人中出了很多很多的所谓“华侨”,他们移居到了东南亚,到了现在不属于中国疆域范围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还是努力地保留讲潮州话的习惯,建立潮州会馆、潮州商会,演潮州戏,不断回家乡投资,寄侨批回来,还在家乡做各种公益事业等等。与此同时,他们首先还是一个中国人。到了海外,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异文化的环境里边,你就可以看到潮州人在那个地方,有了很多重的身份,多重的被别人定义的身份或者自己认同的意识。
    到了这时候,什么是潮州人这个问题,就变得不仅仅是血统或者种族那么简单的事,而是一个心里边你觉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潮州人的问题。这时候,潮州人就变成了一个很多重的认同的一个部分。如果从这一个角度去讨论区域,讨论区域史,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只是用“潮州人”这样的一个概念,去讲我心目中的潮学研究。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历史学者,我们最终的带根本性的关怀,还是想对中国的整体的历史有一个新的解释。但是,不应该把中国历史当成是一个个区域历史的简单的相加。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太大,内部千差万别,只有把每一个地方都搞清楚了,我们才可以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这样的表达,跟我们从中学以后培养起来的关于知识的经验,跟我们的认识结构,是吻合的。但是,其实是不对的。当你用一个新的方法,去看中国的一个地方的历史的同时,你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看法也就变了。
    这就是我要讲的,为什么我们要把潮学研究作为区域史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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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都市报”2016、9、13
作 者: 陈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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