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大颠的交往
    按一般通行的说法,韩愈在潮州刺史任上,曾着实干了四件事:一、祭鳄驱鳄;二、释放奴婢;三、奖励农桑;四、延师兴学。描述这些政绩的文章甚多,这里不赘。我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才是韩愈谪潮最大的亮点?上面所说的这四件事,相信一般较有人民性的官吏,也都会这样做,但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他是“高度理性和超人文采集于一身者”(丛维熙语),只有他,才能与高僧大颠作那种机锋警敏的儒僧对答和探索玄妙深奥的禅理。大颠乃南派禅宗大师,早年于海潮岩(西岩)出家,拜曹溪派系的惠照为师,在南宗禅创始人惠能的第二代传人希迁禅师处获得曹溪真传。与这样一位南派禅宗大师对话并留衣赠诗:“吏部文章日月光,平生忠义着南荒;肯因一转山僧话,换却从来铁心肠。”,这才是韩愈谪潮最大的亮点。
    据史载,韩愈与大颠大约见了三次面。第一次是韩愈祀神海上,顺道上灵山拜谒大颠禅师;第二次是大颠应邀到潮郡,韩愈接待他住大稳庵(即叩齿庵),大约住了十多天才返回灵山寺;最后一次是韩愈调任袁州刺史前夕,到灵山与大颠告别,赠衣留念。在这个过程中,韩愈曾给大颠写了二封信。
    通过这些交往,韩愈称赞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但“与之语,不尽解”。那么,韩愈与大颠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孟简(唐大臣,元和中,官至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大颠别传》中对此有生动的记述,兹取大意转录如下:
    颠:今子之貌,郁郁然似有不怿者,何也?
    愈:因贬而祸患不测,冀万一于速归。
    颠:子之死生祸福,其命岂不悬诸天乎,汝姑自修而任命可也。
    愈:佛家无死生,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然愈岂能妄取空语,安于天命乎?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流入中国,汉宋陈魏,事佛弥谨而莫不夭且乱也。
    颠:佛者天下之器也,其言则幽明性命之理,其教则舍恶而趋善,去伪而存真。
    愈:佛者不谈先王之法,而妄倡乎轮回生死之说,身不践仁义忠信之行,而造乎报应轮回祸福之故,使其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践先王之道。
    颠:心地无非,佛之常乐。如孔子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佛之与人子言,必依于孝;与人臣言,必依于忠。此众人所共守之言也。
    愈:儒家之道,孝悌忠信,是以不耕不蚕而不为素餐也。
    孟简笔下的这段对话几近杜撰,类乎创作,他怎么可能如此详尽地了解韩愈与大颠对话的内容呢? 因此,对其真实性大可不必去追究它。但这段对话却另有其研究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孟简要让大颠说出儒家的话来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要回答是既易又难。易者,可以说这是孟简时刻站在老友韩愈的立场上,刻意贬佛,让佛门大师向儒学投降;难者,则可能与当时的佛儒交融的大气候有关,也许孟简是有意无意地在“创作”中融合进了“当代意识”。
    那个时代,正是唐德宗倡导儒、道、释三教调和的时代,孟简让大颠接受某些儒学,当是合乎道理的。有论家亦已指出,“难得的是大颠对一些儒家之道亦有所解”。如果这样解释得通的话,那么,韩愈会不会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一些禅理呢?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蔡涵墨在《禅宗<祖堂集>中有关韩愈的新资料》一文中介绍,由福建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德编撰于南唐保大二年(952)的《祖堂集》,是现存的初期禅宗史书的最古本,其第五卷载有石头希迁弟子的传记,开卷便有大颠和韩愈交往的记载。
    蔡涵墨认为,读者可以从这段有关韩愈和大颠问答的记录中看到韩愈在这次“谈禅”中的心路历程,从中便可以看到他对禅宗的了解和接受,这段记录的主要片断是这样的:
    侍郎又问曰:“未审佛还有光也无?”师曰:“有。”进曰:“如何是佛光?”师唤云:“侍郎。”侍郎应:“喏。”师曰:“看还见摩。”侍郎曰:“弟子到这里却不会。”师云:“这里若会,得是真佛光。故佛道一道,非青、黄、赤、白色。透过须弥卢围,遍照山河大地。非眼见,非耳闻。故五目不睹其容,二听不闻其响,一切至凡虚幻无能惑也。”师欲归山,留一偈曰:“辞君莫怪归山早,为忆松萝对月宫,台殿不将金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
    自后,侍郎特到山复礼,乃问:“弟子军州事多,佛法中省要处,乞师指示。”师良久。侍郎罔措,登时三平造侍者在后背敲禅床,师乃回视,云:“作摩?”对曰:“先以定动,然后智拔。”侍郎向三平云:“和尚格调高峻,弟子罔措,今于侍者边却有入处。”礼谢三平,却归州。
    后一日上山礼师,师睡次,见来,不起便问:“游山来?老僧礼拜来?”侍郎曰:“游山来。”师曰:“还将得游山杖来不?”
    对曰:“不将得来。”师曰:“若不将来,空来何益?”
    对于这段记录,蔡涵墨解释说:“开始的时候,他(指韩愈)对大师的道理茫无头绪,所以说:‘弟子到这里却不会。’后来他听到大颠对佛光的解释,才有所悟。第四段,韩愈不了解大颠的沉默,然后从三平侍者那里得到‘入处’才领悟到自然、无为的行为的价值。引文内大颠最后的话:‘空来何益?’似乎暗示韩愈对他的教导已经可以自悟,不必其他人的帮助——不须‘将杖来游’,可以‘空来’了。”蔡涵墨在该文结语中提醒读者说,“不应该以为《祖堂集》是禅宗人士的作品而漠视这些有关韩愈对禅宗兴趣与态度的新资料”。
    这些新资料自然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但正如孟简的《大颠别传》一样,这些关于韩愈与大颠问答的记录究其实也只是小说家言,陈善《扪虱新话》早已指出:“今世所传韩退之别传,乃一切奇摭《昌黎集》中文义长短,以为问答,如市俚稽较。”蔡涵墨认为,“《祖堂集》的记载,反而和《昌黎先生集》里面所记述对大颠的印象吻合”,这正印证了陈善的断语。
    以上所详引的两大部分韩愈与大颠对话的文学记载(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这也就是“纪实小说”),当然仍有其一定的研究价值,甚至还有其“历史价值”。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其时的历史风貌和人们的普遍的社会心理,同时,约略也可以看出,韩愈对于禅理是有一定程度的接受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
    韩愈与大颠的交往是受到佛学进步因素的吸引,它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社会现象,倘若我们将这一社会现象作一个纵的比较,例如从宋代欧阳修、苏轼、程颐、黄庭坚与僧侣的拳拳之情,从明代汤显祖、董其昌、唐元徵、袁宗道结社交禅的逸逸之心,从清代曹雪芹体现在《红楼梦》中的他对禅学的研习,直至现代鲁迅先生与杉本法师、内山完造居士的挚交,老舍先生与宗月大师、大虚法师的过从等此类脉脉相续的士僧交往来看,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韩愈在某些方面顺应潮流,对僧侣不存成见,对佛家学说表现出闳通汲纳的态度,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韩愈的这种虚心向学的精神,对于我们也是有砥砺警策的意义的。
    韩愈与大颠的交往所留给我们的启迪和警示,不正是一般官员所不能做到的吗?这也正是韩愈谪潮最大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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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日报”2018、1、7
作 者: 陈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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