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珏与萧遥天


    父亲吴凌遗留下来的履历表里,每一段履历都备注有一两个“证明人”。
    “华孚灯行”这段履历备注的证明人是“萧遥天(灯行股东)”。这个备注我是近期才注意到的,看到这个名字时,有点诧异,联想到一些事情,不禁哑然一哂。这位海内外知名的文化学者,当年是如何成为“华孚灯行”的股东呢?具体细节已经无从了解了,但是从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萧先生当年的足迹,如陈雪峰先生的《抗战时期的〈潮州文化〉半月刊》就有萧遥天先生的履迹,该文介绍了1941年11月1日在揭阳榕城创刊的《潮州文化》半月刊,该刊由当年的“教育部广东潮州战区教育工作队”主办,系当年地方教育系统之下属刊物,刊社设在揭阳西门一中,主编是姚文辉,萧遥天名在编委之列。该刊第一期登载了萧先生的几篇作品,其中有《揭阳的“三一”造产运动》。显然萧先生当时是居住在揭阳的,作为该刊编委,此后一段时间他应该还常住于揭阳榕城。有趣的是,该刊编委名单中,出现一个“吴公敢”的名字,该期也刊登了他的《半月瞭望》,内容有“湖北大捷之剖视”、“鄂西宜昌之战”、“清远克服与郑州沦陷”、“乌克兰泰半沦陷”、“莫斯科形势危殆”、“莫斯科会议结束”等,和当时国内外战争形势的变化紧密相关。笔者发现,“吴公敢”这个名字明显是幽默对应萧遥天先生之字“公畏”而起的笔名。从四伯父双玉先生与萧先生之间的亲密友谊和伯父此前的六战区战地记者生涯及后来主编《光华日报》的文章风格看,“吴公敢”极可能是伯父在《潮州文化》上所用的笔名,而制作“华孚灯”所用的瓶瓶罐罐也可能部分就是该期刊社的废弃物。
    在抗战最惨烈之时,潮汕沦陷区不少知识青年和文人学者不愿留在沦陷区当亡国奴,陆续撤至揭阳避难。然而他们并没有消沉颓丧,他们的到来为当时揭阳的文化领域注入了一股活力,使之在艰难的环境中焕发出一番难得的生气。四伯父和萧遥天先生都是当年揭阳文坛和学术界的佼佼者,在揭阳的岁月里,他们已然是老朋友了。父亲于履历备注中称萧先生为“华孚灯行股东”,也许不无文人表述之幽默成分,然而当年兄弟俩与萧先生之间的亲密友谊由此可见一斑。而四伯父与萧先生的相识相知则要追溯到抗战爆发之前他们在汕头的时候。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四伯父与萧遥天先生又有缘共事于潮州修志馆。潮州修志编纂委员会初时由总纂饶宗颐先生和十几位分纂组成,伯父吴珏(双玉)先生系分纂之一。后来在编修过程中又因情况变化改聘一些分纂,增加了萧遥天先生等九名分纂,并在初拟的编纂篇目外,再增加编纂若干个门类,其中新增的《戏剧音乐志》延聘萧遥天先生纂辑,至1950年潮州修志馆结束时未成正式稿。后来萧遥天先生在马来西亚完成该书编纂,于1985年11月以《潮州戏剧音乐志》为书名,在马来西亚槟城出版。2005年潮州市志办重刊《潮州志》时,将其补编为《潮州志》之《戏剧音乐志》出版。
    《潮州志》原设有《方言志》一门,由伯父吴珏(双玉)先生负责编纂,初拟分目为:方言系统(声纽、韵类、声调)、方音探源、古语、俚语、外来语,共五目;后来成稿之分目定为:潮音著述、潮音现象、潮音成分、潮音探源,附方言地图。四伯父1958年在金山中学任教时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伯父的冤案得以复查改正,但是他一手编纂的《方言志》因手稿失落,至今未能面世。2011年《潮州志补编》筹备出版时,饶老为各分志题了签,他没有忘记《方言志》,也为之预先题好了签,还特意强调说:“《方言志》还没找到,我很抱歉!现在正找人帮忙,一包一包(书稿)地寻找,会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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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日报”2018、1、21
作 者: 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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