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挖掘笛套音乐内涵——潮阳音乐人“复活”古谱《玉娥郎》填补一段历史空白


  近些年来,潮阳东信文艺协会笛套音乐传承基地——耀明书院,在笛套音乐省级传承人陈桂洲先生主导下,致力于潮阳笛套音乐的传承工作。不久前,“东信”又组织一批音乐人才,“复活”了古谱《御制四景玉娥郎》,填补了潮阳笛套古乐自宋以来,明代这段历史的空白,从而展现了千年古邑潮阳的迷人风采。
  最近,“东信”还召开了一个关于《玉娥郎》研讨会,请专家学者进行研讨。笔者翻阅了相关研讨资料,觉得不少内容写得很有价值,对发掘潮阳笛套音乐的内涵,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对某些表述,如“《玉娥郎》是一首流传民间的小曲,是正地道的俗曲,但经宫廷吸收之后,通过御用文士、乐师的再创作,并在宫廷中演出,便成为一首受到推崇的作品,反而流传到了民间,这是明代艺术提高和普及的现象。因万历帝的参与,故称御制……”,产生了寻根究底的兴趣。于是又搜索了耀明书院的公众号,里面还有这样的表述,“严分宜《听歌玉娥儿》诗云:‘玉娥不是世间词,龙舰春湖捧御扈。闾巷教坊齐学得,一声声出凤凰池。’据此记载,‘玉娥郎’当为明神宗(1573-1620)御制。”由此,使笔者对《玉娥郎》的由来产生了质疑。原因是表述中的“严分宜”即严嵩,他生于1480年,卒于1567年。严嵩死的时候,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生,10岁登基,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号万历)虽已出世,但尚未登基,因而严嵩此诗根本不可能是为神宗而写。
  就这样,笔者对《玉娥郎》的由来做了进一步的查阅。
  其实,《听歌玉娥儿》诗后面还有注释“上命阁臣应制作也”,说明这首诗是阁臣奉皇帝之命所作。严嵩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熜,1521-1566年在位,年号嘉靖)的阁臣,既然诗是奉上命而作,证明该曲在嘉靖年间就已经出现。然而,这还不足证明该曲是明世宗所作。因古人的词曲是分开的,词是根据固定的词牌或曲牌填写,一个曲调可用数种歌词或调子演唱。诗中“玉娥不是世间词”,显然说明是“词”而不是“曲”,明世宗只是填词人。
  那么《玉娥郎》曲作者又是谁呢?据清人谢章铤的笔记《赌棋山庄词话》记载:“玉娥郎,明武宗遗曲。”从中可得知,《玉娥郎》是明武宗的遗曲。谢章铤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光绪二十九年去世,可见该曲调直到清朝中后期仍然是广受欢迎的流行曲目。
  明武宗(朱厚照,1505-1521年在位,年号正德)是明朝第十位皇帝,从小机智聪颖,喜欢骑射,又有音乐天赋,具有谱曲才能。《宣化府志》载:“武宗在宣府日,盘游无度,常聚乐伎数百人,骑从歌舞道路间,常以丝竹为新声,如所制《玉娥郎》是也。宣人土风淳朴,然民间杂兴娱神,虽靡费不惜,或以为康陵遗风在焉。”正德十二年至十四年,明武宗四次巡游宣府。《国榷》载:“帝多才艺,能自度曲,被歌声”。《戒庵老人漫笔》也载:“武宗深谙音律”。由此可见,明武宗在宣府期间亲自创作了《玉娥郎》等新曲,并召集大量乐工歌伎在街上会演,这股娱乐之风还影响了原本淳朴的宣府百姓,以致“杂兴娱神,虽靡费不惜”,甚至传至后代,《玉娥郎》被误会为起源是“民间的小曲”。
  又据《民乐曲牌〈玉娥郎〉的作者考》文中述,此曲诞生后,最初传播于宣府民间,当时并未冠以“御制”等表明皇帝手笔的字眼,直至明世宗为该曲填写了新词,才连词带曲被命名为《御制四景玉娥郎》。文章作者还认为,该曲诞生之初即在武宗的组织下,同时流传于教坊司和民间。传至世宗朝,在世宗的亲自推动下,加入新词,从此以《御制四景玉娥郎》之名,在教坊司和民间同时流传。世宗所作的原词,现在已经佚失,据当代音乐学家伍国栋的《江南丝竹曲目类型及来源》称:“《玉娥郎》之所以又另有《四大景》别称,是因此曲作为小唱后,其唱词内容多以四季景物为序进行铺陈,故而得其别称。”
  由此可见,《玉娥郎》并非“民间的小曲”,也非神宗御制,而应是明武宗作曲,世宗填词,神宗顶多是作进一步推广,尔后在教坊司和民间广为流行,以至在潮阳扎根、开花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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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日报”2018、12、6
作 者: 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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