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剧戏捐与近现代粤东社会——戏捐和义演成促使潮剧艺术走向省外、海外演出的一大原因


    在当前的潮剧研究中,潮剧戏捐的相关论述极少。笔者结合近现代报刊中发现的新材料,论述潮剧戏捐的概况,并尝试由此展现近现代粤东地区的演剧风气。
    潮剧戏班的组织形态与明清潮剧戏捐
    潮剧大致兴起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是其发轫期,这一时期,潮剧戏班主要有民间艺人和家庭戏班两种。由于戏班多以家班的形式存在,不对外演出,也就没有所谓戏捐。另外,地方政府向来视民间戏剧为小道,屡有禁演,既然官方不支持戏班演出,也就没有戏捐之说。所以在这一时期,收取戏捐仅是地方小吏与戏班“互利”之举。
    至道光年间,风气渐开,潮剧戏班大量创建,戏捐随之产生。此时,家班亦对外演出,与职业戏班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潮剧童伶制与班主制两者本为一体,源自家班,潮剧童伶制是家班逐步职业化与商贾仿家班组织戏班两者共同演化产生的结果。
    戏捐亦称“戏厘”,旧称“缴戏”,粤东地区最早关于潮剧戏捐的记载见王定镐《鳄渚摭谭》。
    清政府的厘金税是咸丰以后才出现的,到光绪年间尤甚。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后,政府的军费和战败赔款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而政府又将压力转嫁到人民身上,变为赋税、厘金等,故苛捐杂税增多,戏捐的征收也已经有政府的明文规定。《岭东日报》1904年8月22日“澄海戏厘之改承”一则记载道:“澄邑七都戏厘系捕衙承办,每年缴纳团练经费三千元。昨捕衙不知因何事故,已经辞却,现系收发处万委员,合同城内某绅承办,每年完银三千六百元云。”
    从文中可知,戏捐是政府捕衙承办,单澄海每年的戏捐总数就达到3600元,并非小数。而与此同时,揭阳演剧之风极盛,戏捐尤多,《岭东日报》1908年4月25日载揭阳为防止社会动乱而禁演戏,提到“至于戏厘之四千八百元,固无所顾惜也”。
    关于戏捐的用途,地方政府所收戏捐一般用于政府公务,如军费、巡检费用、教育费用等,饶平县曾将收缴戏捐的告示刊登于《岭东日报》1908年7月30日上:“饶平单大令前准抽收戏厘,拨助学费,各节叠登本报。兹悉日昨差饬皂壮快三班头役,到勤学所拣阄,每班认抽四区戏厘,仍拟酌拨三成,为该差下乡费用云。”
    晚清的潮剧戏捐多直接针对乡、区征收,再转到戏班和雇戏者,所谓“按乡派捐,取自雇戏之家”。戏捐的收缴会直接影响戏班的经济收入,戏捐总数虽然不少,但政府的使用都较合理,也并没有征收得非常过分,所以对戏班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民国年间戏捐的征收与调度
    到民国年间,社会管理愈加严格,各类苛捐杂税更加繁多。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潮剧戏捐更加繁重,特别是民国中后期,情况尤甚。民国潮剧戏捐的征收方式主要为针对戏班征收、针对戏院征收、针对乡镇征收和演剧筹款几种方式。
    民国年间,政府常直接对戏班的演出征收戏捐,如1946年潮安县警队制冬服,其费用便从演剧中加收额外的税捐:“在城区各戏院及街坊开演人戏,每一日夜应于请领执照时,缴纳队警服装费国币十五万;开演傀儡戏,每一日夜缴纳一万,交本会专户,存省行保管备用。”(《潮安商报》1946年11月20日)此时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一场戏须缴纳十五万的戏捐,十分繁重。更有甚者,1933年《旅外岭东周报》第20期曾有新闻报道“揭阳做一抬(台)戏十层戏捐”,即戏金在40元以上的潮剧演出,要征收17元的戏捐,戏捐已超过戏金的40%,这大多是针对乡镇搭台演戏征收的,对于在戏院演出的潮剧,则直接针对戏院征税。
    《潮安商报》1947年3月1日记载:“开演潮剧,虽与一般营业不同,惟售门券,账章自应代征娱乐税,经电政府传该公司负责人黄崇本到案,责令照额缴清,以维税规,县政府决予办理云。”直接对戏班或戏院门票征收“娱乐税”,是长期且稳定的征税方式。
    有时政府为某项具体的资金需要,直接要求在戏院义演筹款,其实相当于戏院所有收入都征收为戏捐,是演剧筹款的一种典型方式。在潮剧演出的高峰期,有时政府直接针对各乡镇、各区征收戏捐,如1933年正月游神活动期间,当地政府的戏捐要求为:“对于游神唱戏抽捐办决,经决议,除青龙(王伉木偶)神游,因关系地方治安,应候请示例外,其余悉照各区抽收办法办理。”(《新岭东日报》1933年2月14日)
    潮剧戏捐的征收大致有以上几种方式,而潮州一个月征收的戏捐数目也有大致的数据可供参考,1933出版的《汕头市政公报》中一则政府公示提到:“计呈解四月份全潮戏厘捐潮州苗圃四月份全月毫洋九百八十三元正”,潮州1933年4月份的戏捐共计983大洋,全部戏捐交由潮州苗圃相关部门使用,以补资金之缺。
    在战火连年的晚清民国,政府资金紧缺,而繁荣的戏剧演出行业带来的巨额戏捐自然成为地方政府的重点关注对象。一个月的戏捐往往可以暂时缓解苗圃费用,可以解决军队的服装添置,甚至可以成为地方基础建设的直接经济来源。因此,从潮剧戏捐亦可窥探民国年间粤东政府的经济收支与捐税调度情况,以补正史之阙。
    潮剧戏捐与近现代粤东社会
    从清初到民国的潮剧演出,虽时有间断,然总体发展形势却如火如荼。从清初蓝鼎元《潮州风俗考》所说:“庙祀多而迎神赛会一年且居其半,梨园婆娑,无日无之”。到1937年《潮安年节风俗谈》中提到新年节庆:“村中多演剧助兴,富庶大族的乡村,每天多至十数台,小村一两台不等。”近现代潮剧的演出形成热潮,也带动了戏捐的发展,在近代报刊中,涉及捐税时多有提及。
    由于戏捐的收取方式较为灵活,也不必上报中央,可以直接解决地方政府之需,所以地方政府常以公务为借口,聘戏班演剧筹款。《潮安商报》1946年6月11日政府公告中说到,潮安地方政府“筹购本所民众自卫分队枪弹,决聘潮剧筹款,名誉券依各保富力程度,分配劝销”,为自卫分队枪弹费用演剧筹款,是民国时期特殊的社会现象,而地方政府除了演剧筹款,还借机发“名誉券”,即将优等座位空出,用名誉券的形式发放给地方名流与富商,以此提高票价。
    戏捐和演剧筹款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收入,与此同时,许多公共组织也模仿其形式,聘请戏班演剧筹款。如汕头红十字会演剧筹款:“本廿九日起,一连七天,聘潮剧老怡梨春在光华戏园演唱,筹款修葺院址及购药”(《岭东民国日报》1945年10月27日)。民国年间游艺活动盛行,由于某些单位的资金紧张而进行游艺筹款是非常常见的。
    游艺筹款与演剧筹款从侧面展现了民国时期政府的拮据与民生的困顿,而另一方面,民国潮剧戏捐与演剧筹款又直接导致了戏班经营的诸多困难。巨额戏捐已经大大削减了戏班的演出收入;演剧筹款时,戏班所收戏金基本都是捐给筹款主办方,就算有报酬,也仅是补贴伙食和路费,根本无法盈利。
    潮剧戏捐与演剧筹款作为晚清民国时期潮剧演出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是近现代潮剧研究中重要的参考系。戏捐和义演大大缩小了潮剧戏班的盈利空间,加之民国粤东政府大力禁乡镇临时搭台演戏,对戏班所演剧目亦层层审核监管,这最终导致了戏班经营的难以为继,也是促使潮剧艺术走向省外、海外演出的一大原因。
    潮剧戏捐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国,其征收名目繁多,且数额巨大。它较为直接地反映出近代潮剧演出时所受到的经济约束,可以由此了解潮剧戏班的经营状况,同时,大量征收戏捐与演剧筹款等行为更真实反映了近现代粤东地方政府的经济收支与调度的一个侧面,也可以由此了解近现代粤东社会的民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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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特区晚报”2017、10、16
作 者: 林杰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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